2018年10月16日时政新闻（国内）|时政热点

　　从极力推广的素质教育、教育部将编程纳入必修课，山东、浙江、天津等省市教育部门跟进，到今年9月，重庆市教委宣布小学3年级起开始学编程，少儿编程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关注。同时少儿编程也成为了投资界新风口，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公布融资情况的少儿编程公司达60多家，仅在10月，就有斑码编程、傲梦、妙小程等机构相继发布融资消息。在传闻资本寒冬即将到来之际，为何少儿编程却成了香饽饽，得到资本的青睐?据公开数据统计，目前已经有170多家少儿编程公司，其中有60多家已经获得融资，其中既有已经公开发行的网易搭卡、乐高机器人培训，也有已经拿到3亿元融资的“编程猫”，还有刚刚获得近千万天使轮融资的WeCode，不过大多数公司都处于种子轮、天使轮等初期阶段。慕华教育投资，今年1月宣布对青少年编程教育机构“编程猫”进行了战略融资，操盘手就是慕华投资总监、合伙人李恒。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少儿编程位于风口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就投资领域来说，是寒冬还是炎夏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如何，是否有机会和发掘把握机会的能力。”李恒说，他们对少儿编程公司的关注是从去年春天开始的，而国内做少儿编程的公司大多在2013年—2014年期间成立，创业4年并不短。“我相信在这个行业创业的人不是因为要迎合风口，而是这个行业有价值，值得去做。这个行业有被挖掘的价值，而这也是投资机构所看重的。”“教育行业不存在风口。”教育行业从业者、青少年国际竞赛与交流中心(ITCCC)副主任杨靖表示，教育行业的发展很慢，因为行业用户(学生)产品使用周期一般都比较长，用户(家长)心智的迭代也需要5—10年才会有较大的变化。过去这么多年，教育行业从未发生过像共享经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行业，突然刮起一阵风，砸一堆钱，行业就起来了的事情。杨靖说：“风口没有，但规律及趋势还是有的。”新晋父母主力人群，大家对“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开始有了不同的答案和思考，“唯分数观念”开始出现明显转变，这也是强调动手的创客教育、强调跨学科的STEAM教育近些年比较热门的原因。“教育行业的支付方(家长们)开始变了，教育行业新的产品当然围绕这个点来做，才符合趋势。”杨靖亦表示，不少家长一直存在功利心较强的问题，少儿编程能否成为教育行业“刚需”，还说不清。

　　近日，中央纪委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前期证监会系统派出机构和期货交易所学习贯彻监察法形成的专题调研报告进行讨论。中国证监会机关相关部门、北京证监局等10家派出机构、上海期货交易所等4家期货交易所以及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派员参加座谈会。驻会纪检监察组组长会民主持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座谈会上，会民指出，证监会系统单位贯彻落实监察法对公权力全覆盖监督要求，核心就是要层层落实好管权用权的主体责任，梳理权力清单的重心，就是要倒逼主体责任落地，同时为纪检监察监督提供支撑，这是当前证监会系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监察法做好监察监督的重要任务，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不折不扣予以落实。座谈会期间，与会人员就派出机构和期货交易所行使公权力人员范围、公权力分类清单、权力运行中的廉政风险点以及下一步监察监督工作方案做了认真讨论。大家表示，明确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范围、梳理公权力清单，细化权力运行流程，不仅有助于证监会系统干部职工依法履职责任意识，证监会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意识，同时有助于下一步持续深入推进监察监督和问责工作，促进监察监督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证监会系统有效落地。会议要求，在贯彻落实监察法的过程中，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证监会系统各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及班子成员要把自己摆进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督责任，要把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作为监督。公权力清单梳理等工作切实督促主体责任意识，监督和问责推动系统各单位、各层级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在管理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求实效。针对派出机构处级和期货交易所等会管单位中层管理责任落实比较薄弱的实际情况，要着力抓好中层以上干部政治素养、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把是否从严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作为对处级和中层干部监察监督的重要任务，该问责的问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地。在监察监督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自身要用好“四种形态”，更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开展谈心谈话，有效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监督和帮助干部职工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道德操守。要持之以恒地加强纪检监察组织的自身建设，打铁先须自身硬，律人先律己，既要透彻领悟从严治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熟悉所在单位的业务。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曾经两度启动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都由于体制的原因而终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立法机关果断采取了改“批发”(民法典)为“零售”(单行法)的道路，这是清醒的可行的路径选择。江平教授曾说过，如果不是采用“零售”这种经验主义的办法，恐怕到今天民法典仍然会是一张白纸，他的话是很中肯的。现在来看，这一立法进程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精神，仍然具有很大现实意义，值得梳理和总结。通常所称的民法，既可以指调整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统一的民法典，也可以指调整某一方面民事关系的民事单行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其中又提出：“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法律来解决。”制定民法，面临一些重大难题。首先一个难题是，民法调整哪些社会关系?用白话说，就是民法要管“哪一堆事情”。在七部法律刚刚颁布后的1979年7月9日，彭真面对法制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民法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要用法把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是很大的工程，我们现在没有经验，怎么搞呀?两天以后，法制委员会请来了社科院法学所和几所大学的民法学，座谈民法的调整范围。彭真出的题目是，民法调整范围究竟是什么?彭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建国以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经济生活中的各类民事活动被计划和行政管理取代。国内对什么是民法以及民法要管什么范围的事情，没有统一的看法。法院的看法是，民法所调整的就是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关系。法学界则认为，民法调整的民事关系应当很宽，至少还应包括合同、知识产权关系，但宽到什么边界，也很少有人说清楚。法制委员会一些老领导、老对尽快制定民法，热情很高。他们提出，单行民事法律，可以由部门搞，但民法典应由法制委员会组织力量尽快起草。彭真有自己的大略想法。他说：民法，当然要由法制委员会搞，但是，也要花力气搞民事单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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